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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不是写怎么“革命”，就是写一些人怎么偷鸡摸狗。其实当年的生活有各种形态，年轻人也总要想方设法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，当时的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，可钻的空子很多。“文革”时代充满了悖论，一方面集权政治似乎无处不在，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空隙，存在着大量“边缘地区”。我们在雁北就身处边缘，远离了政治中心。应该说，那时中国社会的活力在“边缘地带”。当然我们那样做，也因为我们处在青春躁动的年龄。 再进一步想，我们的所作所为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我们在“文革”前所受的“人文主义”教育重新“接轨”：读19世纪欧洲小说，唱外国民歌和“文革”前“老歌”，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向人文传统的“回归”。有一年夏天“挂锄”期间——我们那儿管秋收前的一段空挡叫挂锄：地里没什么活可干了，就等着庄稼的最后成熟——我和一个...